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法，经历了一个提出、完善和定型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大约从西汉开始，经历东汉、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直至隋唐，有千年左右的时间。
　　从西汉到三国之前是图书分类法提出和探讨的时期。
　　探讨图书分类法的最早著作出现于西汉。光禄大夫刘向“以通达，能属文辞”受到朝廷重视。（《汉书·刘向传》）汉成帝命刘向等人总校群书。刘向每校完一书，就为该书著录篇目，撰写提要。刘向去世后，汉哀帝又令时为骑都尉的刘歆继承父业，“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。”西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所采用的图书分类法与刘歆的《七略》基本相同，共有“六略”。
　　从三国到南北朝是图书分类法得到完善的时期，“四部”分类法成为图书分类法的主流。
　　三国时已出现“四部”之名，但其确切的含义并非后来的“经”、“史”、“子”、“集”四部分类法。著名史学家周予同先生认为，汉、魏时人一般将“五经”之外的《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小学》称为“四部”。魏文帝曹丕在其所著《典论·自序》中说：“五经、四部、《史》、《汉》、诸子百家之言，靡不毕览。”从其表达的意思看，“四部”应在“五经”、“诸子”之外。曹丕在《典论·自序》中所说的“四部”即为此意。（周予同：《中国历史文选》下册第240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）。
　　西晋初年，秘书监荀勖将当时的图书分为“甲”、“乙”、“丙”、“丁”四部，这才是我国历史上开始出现的真正的图书四部分类法。荀勖历曹魏和西晋，自幼聪明好学，“十余岁能属文……既长，遂博学，达于从政，仕魏。”（《晋书·荀勖传》）魏秘书郎郑默始制《中经》，秘书监荀勖又因《中经》更著《新簿》，分为四部，清朝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对荀勖的四部分类法作了充分的肯定，认为“四部之分，实始于此。”钱大昕还认为，荀勖的四部分类法与后来出现的“经”、“史”、“子”、“集”四部分类法所排次序不同，而是将“子”部放到了“史”部之前。他认为荀勖的四部分类法是以“乙部为‘子’，丙部为‘史’，则‘子’犹先于‘史’也”。（钱大昕：《潜言堂文集·卷十三》）
　　东晋李充任著作郎时，图书典籍十分混乱。他整理图书，删去烦重，又按类划分，将图书分为四类，“以甲、乙为次，自尔因循，无所变革。”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）钱大昕认为，自此而后，“‘经’、‘史’、‘子’、‘集’之次始定。”（钱大昕：《潜言堂文集·卷十三》）
　　南朝宋元徽初年，秘书丞王俭“依《七略》撰《七志》四十卷。”（《南史·王俭传》）
　　南朝齐永明年间，“秘书丞王亮、监谢造《四部书目》。梁秘书监任昉、殷钧，亦撰《四部目录》；而术数之书，别为一部，令奉朝请祖[日恒]撰次，故称《五部目录》。”（钱大昕：《潜言堂文集·卷十三》）祖[日恒]，《南史》卷七十二称作祖[日恒]之，是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祖冲之之子，善历算，有巧思，对目录学有重要贡献。南梁任昉、殷钧和祖[日恒]所撰成的《五部目录》指“经典”、“纪传”、“子兵”、“文集”、“技术”。任昉、殷钧和祖[日恒]的“五部”分类法与西晋荀勖的“甲”、“乙”、“丙”、“丁”四部分类法也不同，因为“五部”分类法是将“史”部置于“子”部之前，这与东晋李充“四部”分类法的排次相同。
　　从隋唐起，图书的四部分类法已经基本定型，成为人们遵循的最基本的图书分类法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已将当时的图书按照“经”、“史”、“子”、“集”分类，划“经籍一”为“经部”，“经籍二”为“史”部，“经籍三”为“子部”，“经籍四”为“集”部。后来由于“子部”图书较少，人们又常将“释”、“道”、“方技”之类书籍并入该部。钱大昕认为：“隋、唐以后，叙书目者大率循‘经’、‘史’、‘子’、‘集’之次。而‘子’家寥寥，常并‘释’、‘道’、‘方技’而一之。”（钱大昕：《潜言堂文集·卷十三》）宋朝之后，理学兴起，著书立说成风，因此“子”部图书也就比以前大为增加，弥补了“子”部图书的不足。
　　清朝乾隆年间，朝廷对图书的收藏和管理更加重视，并组织编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——《四库全书》，共收书3503种，79337卷。因书的内容按“经”、“史”、“子”、“集”四部划分，又是所载内容空前的一部图书，故定名《四库全书》。这部书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，但其史料价值和社会影响极为巨大。它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献起了极大的作用，也是我国历史上图书四部分类法的代表之作。
（本文拷贝自“光明网”，作者王迎喜。）